基金回报榜:119只基金昨日回报超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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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孙贤胜对话中国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。
众所周知,国有企业处于国家安全与(yǔ)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。如今,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中国“双碳(shuāngtàn)”目标下,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国有企业更应冲在改革、转型(zhuǎnxíng)、发展最前沿,作表率、树标杆(biāogān)。
近日,中国(zhōngguó)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(fùchéngyù)做客中国能源(néngyuán)报“你好,未来”能源金话筒,结合自己30多年的国企生涯,以及10多年在中海油、中石化的国企管理经验,谈改革、谈转型、谈“出海”,并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(zhēnzhīzhuójiàn)。
员工是财富不是“包袱”
国企改革资产(zīchǎn)活了人就有出路了
中国能源(néngyuán)报(bào) ,赞(zàn) 56
孙贤胜:您先后在中海油(zhōnghǎiyóu)、中石化担任掌门人(zhǎngménrén),带领中海油走在市场化前列,积极推进中石化重组,在国有企业运营(yùnyíng)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。那么,从国企改革视角看,中海油和中石化主要差别在哪里?
傅成玉:二者差别很大。它们发展的(de)历史和过程不同,所形成的文化差就(jiù)很大。中石化的前身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(qǐyè),而中海油是迎着国家改革开放需要而成立(chénglì)的公司。改革开放初期,推动海洋石油事业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合作(hézuò),为此(wèicǐ)我国(wǒguó)在1982年1月底正式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》。该条例规定,外国石油公司到中国进行海上石油勘探开发(kāifā),必须与我国的石油公司合作,1982年2月8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应运而生。可以说,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海油。它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对外合作;第二是建设一个商业化(shāngyèhuà)、市场化的国家石油公司。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有“三高”的特点,即高风险(gāofēngxiǎn)、高科技、高投入,成本比(bǐ)陆地高很多;而刚成立的中海油却是“三无”,即无资金、无技术、无管理经验。中海油一开始(kāishǐ)对外合作就要走市场化之路。
中海油于2001年上市(shàngshì)(shàngshì),我们当时把92%的(de)资产都拿(ná)出来上市,8%的资产因为质量太差没能上市。而且参与上市的员工只有40%,其余60%没有参与上市的员工带着8%的相对不良资产,后来又通过内部(nèibù)体制机制改革,全部都搞活了。中海油的市场化改革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,就是所有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、以人为本。
我于2011年(nián)到了中石化后对国有企业有了更深刻的(de)理解。中石化在2000年整体上市(shàngshì),实行(shíxíng)了主辅分离(fēnlí),参与上市的有60多万员工,不上市的存续(cúnxù)企业也有40多万员工,还有带资分流买断的28万员工。可是(shì)10多年后,我到中石化上任后遇到两个难题:第一,被买断的这28万人因为没出路了又回来了,企业怎样安排这些人成了难题;第二,存续企业的40多万人,集团总部一年(yīnián)耗资200多亿元都很难养好。中石化当时一个地区设一个局,当地的存续部分都放在这个局里,业务配置都是大而全、小而全,非常冗余。大家都知道要改,但就是改不了(gǎibùliǎo),为什么?一改就得裁员,一裁员就不稳定(wěndìng),非常难。
孙贤胜:您如何(rúhé)评价石油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效?
傅成玉:对当时的(de)国企来说(láishuō),改革就要减轻负担,卸掉包袱(bāofú),其中一项就是“减员增效”。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资产(zīchǎn)不能产生效益(xiàoyì),成了所谓的“坏资产”。这样一来和它“绑”在一起的人就可能失去工作机会(jīhuì)。但我认为,国有企业没有“坏资产”,只有没用好的资产。改革的思路必须立足把全部资产搞活。资产活了,跟资产“绑”在一起的人就有出路了。
人为什么会变成负担(fùdān)?为什么装备(zhuāngbèi)、设备能变成“坏资产”?既然它是“坏资产”了,投资决策是谁决定,谁管理的(de)?都是各级(gèjí)领导干部,但要裁人时却裁的是工人,这个思路错了,要反过来。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裁人,而是要更好地发展人。
我们提出四个理念,第一,员工是企业(qǐyè)(qǐyè)的(de)宝贵财富,不是“包袱”;第二,员工是企业改革的主体,不是被改革对象;第三,改革的成本不能仅(jǐn)让员工来承担;第四,改革的成果要全体员工共享。要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上看待企业改革,企业把人都(dōu)裁没了,即便(jíbiàn)发展了意义也不大。人发展起来了,能有更多的创造性,企业会发展得更好,更有持续性。
我到(dào)了中石化后,首先就是推动改变观念,不要(búyào)为了裁员而搞改革。后来我们进行改组,打破“地方局”,把各个局里的“同类项(tónglèixiàng)”合并重组,成立跨地区专业公司,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内部改革。改革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“大部分存续企业要上市”,不仅解决了存续企业怎么活的问题,还(hái)解决了这40万存续员工的发展(fāzhǎn)问题。
企业改革的(de)最终目的是通过发展(fāzhǎn)人来实现企业的发展。如果(rúguǒ)指望裁员来见效,就不算好干部。所以我们当时(dāngshí)提出,“一个(yígè)(yígè)不下岗,一个不待业,一个不买断”“工资不受(shòu)影响,工作(gōngzuò)不受影响,待遇不受影响”,目的是为稳定工人;后来加了一条“级别不受影响,工资不受影响,待遇不受影响”,用来稳定干部队伍。企业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更大的阻力来自于各级领导干部,我们当时的处级干部就有上万人 ,所以要让这部分干部稳定。我们实现了“无声无息搞改革,扎扎实实搞重组”,三年后,专业公司都上市了。
只是改革机制我们当年就降本20亿元,这相当于增加了20亿元利润。所以国企改革不是没出路,而是要换方法,我特别想(xiǎng)说,企业内部体制机制改革不能由上级来(lái)操作,上级最重要的是指方向(fāngxiàng)。
我在中石化更有感触的是,学习西方管理要非常谨慎绝不能(juébùnéng)简单“照搬西方”,毕竟文化和历史不同(bùtóng)。
孙贤胜:您对油气行业(hángyè)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或者是体制(tǐzhì)机制创新,有哪些建议?
傅成玉:要把(bǎ)国企改革(gǎigé)放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(dàjú),放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来考量。这需要研究,在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当中,为什么要国企?要让国企解决什么问题?国企能解决的,一定是民企解决不了或者(huòzhě)解决不好的领域,国企的改革发展还要给民企创造发展机会。
现在的(de)国企(guóqǐ)改革一方面是要将同质国企进行合并,充分发挥资源效率。过去我们推动一个行业整体上市,无论是电信、发电,还是石油行业,以此把国企的市场化机制建立起来(qǐlái)了(le)。同质竞争在那个时期是必要的,但在市场机制形成后,其负面效应就开始放大了,造成了资源浪费。后来很多大公司合并同类项,这是非常好的做法(zuòfǎ);另一方面,我们要非常清楚,要把改革和提升管理水平分开(fēnkāi)。没有体制机制改革的“合并同类项”只是提升管理水平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,而真正的改革是要触动体制机制,如果重组(chóngzǔ)后的企业仍在原有机制下运行,因为重组产生(chǎnshēng)的效率也会逐渐被(bèi)旧机制消耗掉。
传统能源企业转型要有前瞻性(qiánzhānxìng)
现在已经慢了
中国(zhōngguó)能源(néngyuán)报 ,赞(zàn) 39
孙贤胜:近年来,石油(shíyóu)企业下大力气投资新能源业务,不断加快油气与(yǔ)新能源融合(rónghé)发展,探索各具特色的绿色低碳转型路径。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石油行业的转型步伐?
傅成玉:从(cóng)气候变化角度来看(láikàn)企业发展,特别是央企发展,企业的负责人一定要有前瞻性。现在从前瞻性上看,可能我们做的都不够。按照党中央(dǎngzhōngyāng)的要求,我们还是有点儿慢。
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是党中央(dǎngzhōngyāng)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,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。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,本质(běnzhì)上是要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(fāngshì),创造(chuàngzào)新的生产力,也就是要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(kējì)创新为核心驱动力,跟过去说的(de)科技创新有什么不同?我的理解是对创新要求的重点不同了,它突出强调的是自主创新、原始创新、颠覆性创新和前沿性创新。只有这样的创新才能创造新的产业,形成(xíngchéng)新的业态。我们(wǒmen)不能总是(zǒngshì)盯着减碳降污有多难,成本有多高,更应该看到迈过这道坎儿就是更广阔的天地。
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、增强定力,理解中央精神(jīngshén),把中央精神吃透,然后大胆往前(wǎngqián)闯,下(xià)先手棋、抓话语权,核心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我认为数字化、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是影响(yǐngxiǎng)世界格局的大势。希望各行业、有关部门(bùmén)齐心合力,共同打造一个通过碳达峰(tàndáfēng)碳中和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的中国方案。
我在中海油的时候,2004年提出要打造(dǎzào)国际(guójì)一流的能源(néngyuán)公司;2005年就(jiù)搞新能源了;2007年建成海上的第一个风电项目,给我们自己供电;2009年我们投产了中国的第一个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生产线。为何要这么做?因为这是世界大势。
传统能源企业一定要加快(kuài)转型。石油行业依然重要。但在中国,新能源和电动汽车发展非常快,成品油销售越来越少,这对传统能源企业来说是一大挑战(tiǎozhàn)。一旦转型慢了就很难成为提供未来(wèilái)新能源的大能源公司(gōngsī)。
从“买全球卖(mài)全球”到“在全球为全球”
中小企业“出海”要抱团
中国(zhōngguó)能源报(bào) ,赞(zàn) 72
孙贤胜:现阶段,中国的能源企业“出海”热情高涨(rèqínggāozhǎng)。您在执掌中海油和中石化期间(qījiān)有丰富的“出海”经验。您如何评价我国(wǒguó)当前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?能源企业走出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?
傅成玉:中海油一(yī)成立就开展对外合作,走国际化道路。它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(cóngxiǎodàodà),在集团层面组织形式、管理机制都是按照(ànzhào)市场化、国际化、法治化的要求打造的,如今已经进入国际一流石油公司行列。
现在(xiànzài)走向(zǒuxiàng)海外(hǎiwài),和原来有巨大的(de)(de)不同。第一是国际环境不同了,近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,以后困难或许更多,挑战会更大;第二,我们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,近年来我们在很多新领域走到了世界(shìjiè)前列。国内的中小企业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企业也完全不同了,整体水平要高出若干倍。很多中小企业的技术、产品、管理和服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有竞争力。由于都强了,导致阶段性产能过剩,一过剩就卷,大家都不好生存了,于是就开始“出海”。所以(suǒyǐ)现在非常流行一句话:不出海就出局(chūjú)。
另一方面,多数中小国家更(gèng)欢迎中小企业。所以“出海”的(de)挑战主要是地域的选择和在当地(dāngdì)的融入(róngrù)。必须解决几个问题:第一,要用好国际咨询公司;第二,要以产业链投资为主。因为中小企业要结对(jiéduì)组团搞产业链投资,抗风险能力强、议价能力也强;第三,要用好国际机构,比如说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,一定要对接好当地的国际组织。
孙贤胜:前段时间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新能源“产能(chǎnnéng)过剩”,近年来中国确实发展很快,如何更好对外进行澄清,您有(yǒu)什么高招?
傅成玉:这10多年,美欧一些国家是从“脱钩断链”开始推行(tuīxíng)去中国化的(de),之后他们发现只有部分领域可以“脱”,绝大部分领域“脱”不了,所以就重点(zhòngdiǎn)围绕对中国依赖度高的领域,实行本地化策略,其实(qíshí)最终都是“去中国化”。他们发现在新能源、电动汽车、电池产业落后我们太多,就制造出一个新词儿,“产能过剩”。但其实无论是新能源汽车,还是风能(fēngnéng)、太阳能(tàiyángnéng)等新能源产能从长远看(cóngchángyuǎnkàn)一点都不过剩。第一,它们只是显得“阶段性过剩”,实际上要实现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,市场空间还有很大;第二,我们要让(ràng)外界知晓,这个产业对世界的重要性。现在还有多少国家、多少民众(mínzhòng),特别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,还用不上现代交通工具、用不到便宜的能源。我们要掌握(zhǎngwò)话语权,就如同汽车出来了,马车夫都抗议,但最终还是要用汽车。关键是能不能给人类社会(shèhuì)的文明进步(jìnbù)、技术(jìshù)进步和生活进步带来好处。
孙贤胜:美方针对“去中国化”作出了很多表态,包括科技、贸易、税收(shuìshōu)等,能源企业应该如何应对(yìngduì)?
傅成玉(fùchéngyù):美方对中国(zhōngguó)设置的障碍,对中国的能源企业来说影响不大。中国目前正大力发展的新能源等新兴的产业领域,已经走在前面、无法阻挡了。要知道,发达国家只有约11亿人口,现在还有将近70亿人口在发展中国家(fāzhǎnzhōngguójiā),这个市场空间非常大。现在全世界转型很慢(màn),但中国转型非常快,这是(zhèshì)中国的优势。
孙贤胜:这些年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,确实取得了很多成绩,但仍面临一些(yīxiē)内部的竞争问题,加上(jiāshàng)外部竞争也非常激烈,在目前形势下,如何识别风险,做到(zuòdào)双赢、多赢、共赢?
傅成玉:国家要(yào)高度重视,要正确引导、及时(jíshí)制止头部企业、平台企业压榨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。
企业“走出去”,不能就项目做(zuò)项目,要有全球化理念。过去(guòqù)叫“买全球、卖全球”,现在是“在全球、为全球”,要成为(chéngwéi)当地的中国公司,不能成为中国的当地公司,这个区别非常大。
企业(qǐyè)的高管们要转变观念,在国外竞争不要一味降价(jiàngjià),会带来长远伤害。所有企业不管是民企,还是国企,对外我们是一家。中国一些(yīxiē)链主企业们应该反省现在克扣中小企业利益的做法。大企业家(qǐyèjiā)要有胸怀,要有远大理想,致力于带动更(gèng)多人过上幸福生活,带动更多企业共同发展,最终推动国家整体进步。第二,走向海外(hǎiwài)不能把国内(guónèi)的企业文化完全搬到海外去;第三,要用好行业协会。中国的行业协会完全可以与当地的政府和行业协会进行沟通协商,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开拓市场创造条件。但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,一个重要(zhòngyào)原因是我们的行业协会市场化、国际化(guójìhuà)程度相对比较低。
孙贤胜:除了政府机构外,学(xué)/协会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学/协会要积极主动、公平公正地组织工作,更好发挥行业(hángyè)、企业间的沟通协调作用,树立(shùlì)行业威信。
傅成玉:市场的事情(shìqíng),如果行政干预过多,会被误认为企业走向(zǒuxiàng)海外是政府行为(xíngwéi)。政府部门要给行业协会赋能,将原来政府的一些职能,包括行业评比、检查、行业技术创新与协作(xiézuò),以及国内外产业规模、发展与竞争的协调等职能,转交给行业协会负责。
孙贤胜:您的(de)建议非常中(zhōng)肯、及时。国有大型能源企业(qǐyè)过去常被称为“共和国的长子”,是国家的重点企业。如果在新一轮能源低碳转型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抓住战略机遇期,很可能就会在转型过程中落后。非常感谢您接受(jiēshòu)采访。
▲《中国能源报》2025年(nián)6月2日第7版
文丨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楠君(jū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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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孙贤胜对话中国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。
众所周知,国有企业处于国家安全与(yǔ)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。如今,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中国“双碳(shuāngtàn)”目标下,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国有企业更应冲在改革、转型(zhuǎnxíng)、发展最前沿,作表率、树标杆(biāogān)。
近日,中国(zhōngguó)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(fùchéngyù)做客中国能源(néngyuán)报“你好,未来”能源金话筒,结合自己30多年的国企生涯,以及10多年在中海油、中石化的国企管理经验,谈改革、谈转型、谈“出海”,并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(zhēnzhīzhuójiàn)。
员工是财富不是“包袱”
国企改革资产(zīchǎn)活了人就有出路了
孙贤胜:您先后在中海油(zhōnghǎiyóu)、中石化担任掌门人(zhǎngménrén),带领中海油走在市场化前列,积极推进中石化重组,在国有企业运营(yùnyíng)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。那么,从国企改革视角看,中海油和中石化主要差别在哪里?
傅成玉:二者差别很大。它们发展的(de)历史和过程不同,所形成的文化差就(jiù)很大。中石化的前身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(qǐyè),而中海油是迎着国家改革开放需要而成立(chénglì)的公司。改革开放初期,推动海洋石油事业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合作(hézuò),为此(wèicǐ)我国(wǒguó)在1982年1月底正式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》。该条例规定,外国石油公司到中国进行海上石油勘探开发(kāifā),必须与我国的石油公司合作,1982年2月8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应运而生。可以说,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海油。它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对外合作;第二是建设一个商业化(shāngyèhuà)、市场化的国家石油公司。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有“三高”的特点,即高风险(gāofēngxiǎn)、高科技、高投入,成本比(bǐ)陆地高很多;而刚成立的中海油却是“三无”,即无资金、无技术、无管理经验。中海油一开始(kāishǐ)对外合作就要走市场化之路。
中海油于2001年上市(shàngshì)(shàngshì),我们当时把92%的(de)资产都拿(ná)出来上市,8%的资产因为质量太差没能上市。而且参与上市的员工只有40%,其余60%没有参与上市的员工带着8%的相对不良资产,后来又通过内部(nèibù)体制机制改革,全部都搞活了。中海油的市场化改革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,就是所有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、以人为本。
我于2011年(nián)到了中石化后对国有企业有了更深刻的(de)理解。中石化在2000年整体上市(shàngshì),实行(shíxíng)了主辅分离(fēnlí),参与上市的有60多万员工,不上市的存续(cúnxù)企业也有40多万员工,还有带资分流买断的28万员工。可是(shì)10多年后,我到中石化上任后遇到两个难题:第一,被买断的这28万人因为没出路了又回来了,企业怎样安排这些人成了难题;第二,存续企业的40多万人,集团总部一年(yīnián)耗资200多亿元都很难养好。中石化当时一个地区设一个局,当地的存续部分都放在这个局里,业务配置都是大而全、小而全,非常冗余。大家都知道要改,但就是改不了(gǎibùliǎo),为什么?一改就得裁员,一裁员就不稳定(wěndìng),非常难。
孙贤胜:您如何(rúhé)评价石油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效?
傅成玉:对当时的(de)国企来说(láishuō),改革就要减轻负担,卸掉包袱(bāofú),其中一项就是“减员增效”。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资产(zīchǎn)不能产生效益(xiàoyì),成了所谓的“坏资产”。这样一来和它“绑”在一起的人就可能失去工作机会(jīhuì)。但我认为,国有企业没有“坏资产”,只有没用好的资产。改革的思路必须立足把全部资产搞活。资产活了,跟资产“绑”在一起的人就有出路了。
人为什么会变成负担(fùdān)?为什么装备(zhuāngbèi)、设备能变成“坏资产”?既然它是“坏资产”了,投资决策是谁决定,谁管理的(de)?都是各级(gèjí)领导干部,但要裁人时却裁的是工人,这个思路错了,要反过来。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裁人,而是要更好地发展人。
我们提出四个理念,第一,员工是企业(qǐyè)(qǐyè)的(de)宝贵财富,不是“包袱”;第二,员工是企业改革的主体,不是被改革对象;第三,改革的成本不能仅(jǐn)让员工来承担;第四,改革的成果要全体员工共享。要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上看待企业改革,企业把人都(dōu)裁没了,即便(jíbiàn)发展了意义也不大。人发展起来了,能有更多的创造性,企业会发展得更好,更有持续性。
我到(dào)了中石化后,首先就是推动改变观念,不要(búyào)为了裁员而搞改革。后来我们进行改组,打破“地方局”,把各个局里的“同类项(tónglèixiàng)”合并重组,成立跨地区专业公司,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内部改革。改革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“大部分存续企业要上市”,不仅解决了存续企业怎么活的问题,还(hái)解决了这40万存续员工的发展(fāzhǎn)问题。
企业改革的(de)最终目的是通过发展(fāzhǎn)人来实现企业的发展。如果(rúguǒ)指望裁员来见效,就不算好干部。所以我们当时(dāngshí)提出,“一个(yígè)(yígè)不下岗,一个不待业,一个不买断”“工资不受(shòu)影响,工作(gōngzuò)不受影响,待遇不受影响”,目的是为稳定工人;后来加了一条“级别不受影响,工资不受影响,待遇不受影响”,用来稳定干部队伍。企业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更大的阻力来自于各级领导干部,我们当时的处级干部就有上万人 ,所以要让这部分干部稳定。我们实现了“无声无息搞改革,扎扎实实搞重组”,三年后,专业公司都上市了。
只是改革机制我们当年就降本20亿元,这相当于增加了20亿元利润。所以国企改革不是没出路,而是要换方法,我特别想(xiǎng)说,企业内部体制机制改革不能由上级来(lái)操作,上级最重要的是指方向(fāngxiàng)。
我在中石化更有感触的是,学习西方管理要非常谨慎绝不能(juébùnéng)简单“照搬西方”,毕竟文化和历史不同(bùtóng)。
孙贤胜:您对油气行业(hángyè)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或者是体制(tǐzhì)机制创新,有哪些建议?
傅成玉:要把(bǎ)国企改革(gǎigé)放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(dàjú),放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来考量。这需要研究,在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当中,为什么要国企?要让国企解决什么问题?国企能解决的,一定是民企解决不了或者(huòzhě)解决不好的领域,国企的改革发展还要给民企创造发展机会。
现在的(de)国企(guóqǐ)改革一方面是要将同质国企进行合并,充分发挥资源效率。过去我们推动一个行业整体上市,无论是电信、发电,还是石油行业,以此把国企的市场化机制建立起来(qǐlái)了(le)。同质竞争在那个时期是必要的,但在市场机制形成后,其负面效应就开始放大了,造成了资源浪费。后来很多大公司合并同类项,这是非常好的做法(zuòfǎ);另一方面,我们要非常清楚,要把改革和提升管理水平分开(fēnkāi)。没有体制机制改革的“合并同类项”只是提升管理水平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,而真正的改革是要触动体制机制,如果重组(chóngzǔ)后的企业仍在原有机制下运行,因为重组产生(chǎnshēng)的效率也会逐渐被(bèi)旧机制消耗掉。
传统能源企业转型要有前瞻性(qiánzhānxìng)
现在已经慢了
孙贤胜:近年来,石油(shíyóu)企业下大力气投资新能源业务,不断加快油气与(yǔ)新能源融合(rónghé)发展,探索各具特色的绿色低碳转型路径。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石油行业的转型步伐?
傅成玉:从(cóng)气候变化角度来看(láikàn)企业发展,特别是央企发展,企业的负责人一定要有前瞻性。现在从前瞻性上看,可能我们做的都不够。按照党中央(dǎngzhōngyāng)的要求,我们还是有点儿慢。
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是党中央(dǎngzhōngyāng)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,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。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,本质(běnzhì)上是要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(fāngshì),创造(chuàngzào)新的生产力,也就是要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(kējì)创新为核心驱动力,跟过去说的(de)科技创新有什么不同?我的理解是对创新要求的重点不同了,它突出强调的是自主创新、原始创新、颠覆性创新和前沿性创新。只有这样的创新才能创造新的产业,形成(xíngchéng)新的业态。我们(wǒmen)不能总是(zǒngshì)盯着减碳降污有多难,成本有多高,更应该看到迈过这道坎儿就是更广阔的天地。
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、增强定力,理解中央精神(jīngshén),把中央精神吃透,然后大胆往前(wǎngqián)闯,下(xià)先手棋、抓话语权,核心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我认为数字化、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是影响(yǐngxiǎng)世界格局的大势。希望各行业、有关部门(bùmén)齐心合力,共同打造一个通过碳达峰(tàndáfēng)碳中和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的中国方案。
我在中海油的时候,2004年提出要打造(dǎzào)国际(guójì)一流的能源(néngyuán)公司;2005年就(jiù)搞新能源了;2007年建成海上的第一个风电项目,给我们自己供电;2009年我们投产了中国的第一个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生产线。为何要这么做?因为这是世界大势。
传统能源企业一定要加快(kuài)转型。石油行业依然重要。但在中国,新能源和电动汽车发展非常快,成品油销售越来越少,这对传统能源企业来说是一大挑战(tiǎozhàn)。一旦转型慢了就很难成为提供未来(wèilái)新能源的大能源公司(gōngsī)。
从“买全球卖(mài)全球”到“在全球为全球”
中小企业“出海”要抱团
孙贤胜:现阶段,中国的能源企业“出海”热情高涨(rèqínggāozhǎng)。您在执掌中海油和中石化期间(qījiān)有丰富的“出海”经验。您如何评价我国(wǒguó)当前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?能源企业走出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?
傅成玉:中海油一(yī)成立就开展对外合作,走国际化道路。它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(cóngxiǎodàodà),在集团层面组织形式、管理机制都是按照(ànzhào)市场化、国际化、法治化的要求打造的,如今已经进入国际一流石油公司行列。
现在(xiànzài)走向(zǒuxiàng)海外(hǎiwài),和原来有巨大的(de)(de)不同。第一是国际环境不同了,近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,以后困难或许更多,挑战会更大;第二,我们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,近年来我们在很多新领域走到了世界(shìjiè)前列。国内的中小企业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企业也完全不同了,整体水平要高出若干倍。很多中小企业的技术、产品、管理和服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有竞争力。由于都强了,导致阶段性产能过剩,一过剩就卷,大家都不好生存了,于是就开始“出海”。所以(suǒyǐ)现在非常流行一句话:不出海就出局(chūjú)。
另一方面,多数中小国家更(gèng)欢迎中小企业。所以“出海”的(de)挑战主要是地域的选择和在当地(dāngdì)的融入(róngrù)。必须解决几个问题:第一,要用好国际咨询公司;第二,要以产业链投资为主。因为中小企业要结对(jiéduì)组团搞产业链投资,抗风险能力强、议价能力也强;第三,要用好国际机构,比如说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,一定要对接好当地的国际组织。
孙贤胜:前段时间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新能源“产能(chǎnnéng)过剩”,近年来中国确实发展很快,如何更好对外进行澄清,您有(yǒu)什么高招?
傅成玉:这10多年,美欧一些国家是从“脱钩断链”开始推行(tuīxíng)去中国化的(de),之后他们发现只有部分领域可以“脱”,绝大部分领域“脱”不了,所以就重点(zhòngdiǎn)围绕对中国依赖度高的领域,实行本地化策略,其实(qíshí)最终都是“去中国化”。他们发现在新能源、电动汽车、电池产业落后我们太多,就制造出一个新词儿,“产能过剩”。但其实无论是新能源汽车,还是风能(fēngnéng)、太阳能(tàiyángnéng)等新能源产能从长远看(cóngchángyuǎnkàn)一点都不过剩。第一,它们只是显得“阶段性过剩”,实际上要实现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,市场空间还有很大;第二,我们要让(ràng)外界知晓,这个产业对世界的重要性。现在还有多少国家、多少民众(mínzhòng),特别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,还用不上现代交通工具、用不到便宜的能源。我们要掌握(zhǎngwò)话语权,就如同汽车出来了,马车夫都抗议,但最终还是要用汽车。关键是能不能给人类社会(shèhuì)的文明进步(jìnbù)、技术(jìshù)进步和生活进步带来好处。
孙贤胜:美方针对“去中国化”作出了很多表态,包括科技、贸易、税收(shuìshōu)等,能源企业应该如何应对(yìngduì)?
傅成玉(fùchéngyù):美方对中国(zhōngguó)设置的障碍,对中国的能源企业来说影响不大。中国目前正大力发展的新能源等新兴的产业领域,已经走在前面、无法阻挡了。要知道,发达国家只有约11亿人口,现在还有将近70亿人口在发展中国家(fāzhǎnzhōngguójiā),这个市场空间非常大。现在全世界转型很慢(màn),但中国转型非常快,这是(zhèshì)中国的优势。
孙贤胜:这些年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,确实取得了很多成绩,但仍面临一些(yīxiē)内部的竞争问题,加上(jiāshàng)外部竞争也非常激烈,在目前形势下,如何识别风险,做到(zuòdào)双赢、多赢、共赢?
傅成玉:国家要(yào)高度重视,要正确引导、及时(jíshí)制止头部企业、平台企业压榨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。
企业“走出去”,不能就项目做(zuò)项目,要有全球化理念。过去(guòqù)叫“买全球、卖全球”,现在是“在全球、为全球”,要成为(chéngwéi)当地的中国公司,不能成为中国的当地公司,这个区别非常大。
企业(qǐyè)的高管们要转变观念,在国外竞争不要一味降价(jiàngjià),会带来长远伤害。所有企业不管是民企,还是国企,对外我们是一家。中国一些(yīxiē)链主企业们应该反省现在克扣中小企业利益的做法。大企业家(qǐyèjiā)要有胸怀,要有远大理想,致力于带动更(gèng)多人过上幸福生活,带动更多企业共同发展,最终推动国家整体进步。第二,走向海外(hǎiwài)不能把国内(guónèi)的企业文化完全搬到海外去;第三,要用好行业协会。中国的行业协会完全可以与当地的政府和行业协会进行沟通协商,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开拓市场创造条件。但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,一个重要(zhòngyào)原因是我们的行业协会市场化、国际化(guójìhuà)程度相对比较低。
孙贤胜:除了政府机构外,学(xué)/协会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学/协会要积极主动、公平公正地组织工作,更好发挥行业(hángyè)、企业间的沟通协调作用,树立(shùlì)行业威信。
傅成玉:市场的事情(shìqíng),如果行政干预过多,会被误认为企业走向(zǒuxiàng)海外是政府行为(xíngwéi)。政府部门要给行业协会赋能,将原来政府的一些职能,包括行业评比、检查、行业技术创新与协作(xiézuò),以及国内外产业规模、发展与竞争的协调等职能,转交给行业协会负责。
孙贤胜:您的(de)建议非常中(zhōng)肯、及时。国有大型能源企业(qǐyè)过去常被称为“共和国的长子”,是国家的重点企业。如果在新一轮能源低碳转型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抓住战略机遇期,很可能就会在转型过程中落后。非常感谢您接受(jiēshòu)采访。

文丨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楠君(jū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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