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山公园、中山路……揭秘孙中山与厦门的不解情缘→
中山公园、中山路……揭秘孙中山与厦门的不解情缘→
中山公园、中山路……揭秘孙中山与厦门的不解情缘→ 孙中山先生(xiānshēng)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(shìyè)作出了不可磨灭(bùkěmómiè)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(fánróng)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(de)(de)实践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(yuānyuán)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(jìyì)。
1912年闽南(mǐnnán)同盟会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(zhǐhuī)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,孙中山首次到(dào)台湾(táiwān)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(wǎnglái)便利,在革命(gémìng)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(jūn)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军(qǐyìjūn)攻占厦门(xiàmén)之机染指福建(fújiàn)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(bǐshí)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(zhèngzài)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(suì)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(xíngzhǎng)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春生(chūnshēng)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(nián)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(fū)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(rèqíngjiēdài)孙中山,还慷慨(kāngkǎi)资助革命事业。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全书(quánshū)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革命(gémìng)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(bōsǎ)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(xīnhàigémìng)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(jījíxiǎngyìng)。1911年(nián)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,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(xiàmén)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(chéngwéi)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(cóngshì)爱国活动(àiguóhuódòng)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(jiànzhù)总工会(zǒnggōnghuì)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(shèzài)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(jí)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(chéngwéi)孙中山的革命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(tā)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(dálǔ)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(zhè)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(de)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(kāngkǎi)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(le)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(jí)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(chéncuìfēn)、陈楚楠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(juānzèng)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(yǔlù)碑林和中山墨迹(mòjì)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(gémìng)伴侣,自1892年(nián)起便(biàn)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(suìyuè)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(chéngwéi)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(jiāngshēng)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(zhùlì)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的(de)厦门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(jiéshí)孙中山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(jiǎnqù)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(chéngwéi)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(duì)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(cóng)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(xīnzhèngfǔ)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(de)二等(èrděng)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从新加坡回到故乡(gùxiāng)集美,着手筹办(chóubàn)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(liǎngcì)给予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(érlín)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(wèi)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(fùdiàn)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(zhōngguó)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(mǐnyuè)两省省长(shěngzhǎng)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(zé)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(chénglì)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(jiāgēng)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(zài)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(sūnsuìfāng)向集美大学(dàxué)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(fāzhǎn)蓝图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(yōushì)。市档案馆藏有(cángyǒu)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(qiě)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(xiāngdāng)之腹地(fùdì)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(zhījiān)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(zé)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(yǐwéi)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(yīng)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(xiàméngǎng)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(wèi)厦门港打造(dǎzào)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推翻清廷(qīngtíng)后(hòu)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(fújiàn)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(yīngshà)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(hángshēn)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(quèlì)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“中山”印记(yìnjì)
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(dìmíng)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(gōngyuán),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始建于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(jīngshén)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(qījiān)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(guǎngchǎng)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(tóngxiàng)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(gēngmíng)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(bìng)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(chuàngbàn)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(zhèwèi)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(túshūguǎn)改名(gǎimíng)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(zhōngshān)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孙中山先生(xiānshēng)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(shìyè)作出了不可磨灭(bùkěmómiè)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(fánróng)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(de)(de)实践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(yuānyuán)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(jìyì)。

1912年闽南(mǐnnán)同盟会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(zhǐhuī)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,孙中山首次到(dào)台湾(táiwān)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(wǎnglái)便利,在革命(gémìng)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(jūn)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军(qǐyìjūn)攻占厦门(xiàmén)之机染指福建(fújiàn)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(bǐshí)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(zhèngzài)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(suì)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(xíngzhǎng)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春生(chūnshēng)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(nián)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(fū)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(rèqíngjiēdài)孙中山,还慷慨(kāngkǎi)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全书(quánshū)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革命(gémìng)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(bōsǎ)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(xīnhàigémìng)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(jījíxiǎngyìng)。1911年(nián)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,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(xiàmén)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(chéngwéi)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(cóngshì)爱国活动(àiguóhuódòng)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(jiànzhù)总工会(zǒnggōnghuì)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(shèzài)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(jí)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(chéngwéi)孙中山的革命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(tā)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(dálǔ)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(zhè)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(de)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(kāngkǎi)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(le)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(jí)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(chéncuìfēn)、陈楚楠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(juānzèng)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(yǔlù)碑林和中山墨迹(mòjì)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(gémìng)伴侣,自1892年(nián)起便(biàn)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(suìyuè)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(chéngwéi)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(jiāngshēng)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(zhùlì)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的(de)厦门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(jiéshí)孙中山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(jiǎnqù)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(chéngwéi)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(duì)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(cóng)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(xīnzhèngfǔ)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(de)二等(èrděng)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从新加坡回到故乡(gùxiāng)集美,着手筹办(chóubàn)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(liǎngcì)给予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(érlín)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(wèi)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(fùdiàn)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(zhōngguó)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(mǐnyuè)两省省长(shěngzhǎng)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(zé)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(chénglì)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(jiāgēng)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(zài)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(sūnsuìfāng)向集美大学(dàxué)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(fāzhǎn)蓝图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(yōushì)。市档案馆藏有(cángyǒu)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(qiě)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(xiāngdāng)之腹地(fùdì)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(zhījiān)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(zé)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(yǐwéi)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(yīng)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(xiàméngǎng)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(wèi)厦门港打造(dǎzào)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推翻清廷(qīngtíng)后(hòu)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(fújiàn)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(yīngshà)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(hángshēn)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(quèlì)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“中山”印记(yìnjì)
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(dìmíng)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(gōngyuán),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始建于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(jīngshén)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(qījiān)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(guǎngchǎng)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(tóngxiàng)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(gēngmíng)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(bìng)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(chuàngbàn)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(zhèwèi)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(túshūguǎn)改名(gǎimíng)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(zhōngshān)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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